“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思想界和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在当下也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在器物层面，也是一个极富挑战的领域。

湖湘学者刘汉辉长期深耕于此，以治学的态度辨析文献、以诗意的志趣精选文学、以匠人的精神设计文创、以入世的情怀传播文化，一件件作品也勾勒出一个若隐若现的“文脉”影子。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刘汉辉先生，谈谈那些“文创作品”背后的故事与思考。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

刘汉辉 学者，主编有《五岳吟》《湖湘四典》《长沙百咏》《曾国藩嘉联钞》等，长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政邦茶座主持人：

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这样说有没有道理呢？陶渊明就是一个证明，《桃花源记》塑造了一个怡然自乐的大同社会，寄托了与现实污浊社会相对立的美好理想，可是他为何要把这个世外桃源放在湖南武陵？这同样表明在陶渊明的意识深处，认为湖南这个地方，是一个最有诗意的存在。事实上，这也是古代一个普遍的文化认知，比如潇湘这个词，在诗文里反复出现，赋予了烟水迷离、浪漫超凡的审美意象，这是在其它地方所没有的。

正是这种不滞于物的精神性空间，让《爱莲说》的出现成为必然，周敦颐是出生于湖南道县的思想家，《爱莲说》托物言志，在抒发人文情怀上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可以说是直接传承了屈原香草美人与陶渊明“爱菊”的高尚人格传统。同样，《岳阳楼记》也是完成了对屈原以降历代流徙至湖南以及湖南本土知识分子高尚人格与精神传统的深刻总结。

高明勇：这个解释还是有些新意的。

刘汉辉：文脉是建构出来的，其所建构，必根植于当地特有的山川地理，并因这山川地理而成就的独特精神气质。综而观之，正由于有屈原那样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有陶渊明那样对理想社会的深情向往，有周敦颐那样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格操守，有范仲淹那样先忧后乐的精神风骨……有历代先贤们为湖南不断累积的优秀文化资源、持续构筑的坚实文化基底，湖南文化和湖南人才才会在近现代以来出现连绵不绝的壮丽喷发，创造出群星璀璨、光耀四海的人文奇观。

高明勇：这些作品看下来有个直接感受，您做的这些事情更像是当地政府应该积极推动的，为什么您以一己之力去做这些事情？有没有思考过，这些书籍的出品对于地方政府挖掘当地传统文化、推广地方文旅有什么积极影响？

刘汉辉：我做这些，纯粹是出乎个人的兴趣，个人的认知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有一种使命感，就想去做一些事情，同时，也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至于是否应该由政府出品，并没有去考虑。做成了、做好了，对政府挖掘当地传统文化、推广地方文旅，产生积极意义，当然是我乐见的，也是觉得开心的事情。

但我觉得在做这些事情之前，着眼点还不在于要推广地方文旅，而是想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如何评估观照湖湘文化，做一点更有增量性的尝试。比如我做《梅山赋》，就是想拓展一下湘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进一步开阔湘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就是说，不但要重视精英文化、经典文本思想，也要重视民间文化、日用民风习俗等。

高明勇：梅山？似乎没什么太多印象。

刘汉辉：所谓“梅山”，是一个特定的区域性历史文化概念。上到常德益阳，西到怀化溆浦沅陵，下到邵阳，东边整个老湘乡包括今天的娄底，整个湘江与沅水之间的湘中资水流域广大区域都属梅山区域范畴，可以说，这是湖南历史文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宋以前，梅山地区与外界少有联系，也缺乏文字记载。清人邹人倜的《梅山赋》是一篇推介梅山的优秀作品，该赋不仅描绘了梅山的山水形胜与四季风光，更简要梳理了梅山的沿革盛衰与人文风习，是助人进入梅山自然历史人文大世界的很好的导游辞。

但这篇赋一直深埋在文献之中，鲜为人知。此文出来以后，被认为是“具有时代意义与价值的梅山文化品牌之作”，对于推介梅山文化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我更看重的，是引导更多人去关注那些被遮蔽、被隐藏的湖湘文资源，可以更好的与现有的湖湘“显学”等进行互动、互补、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