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即使当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还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试图依靠其军事和经济实力追求帝国的春秋大梦，最终必将被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抛弃

帝国的命运和人类理想政治形态

费海汀：从现实世界的政治来看，很多人的心中其实还留存着帝国的梦想。您认为，帝国会在世界政治中得到复兴吗？人类历史上会再次出现新的帝国吗？

俞可平：确实有许多人仍然怀抱着帝国的梦想，不要说对于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甚至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人对帝国充满幻想。

但我自己关于帝国历史命运的研究结论非常明确：帝国主义将长期存在，但帝国的历史命运已经终结。

首先，建立帝国的主要工具已为人类文明的主流所抛弃。

作为历史的常态，所有帝国的建立都以军事扩张和征服为主要途径，战争与暴力是帝国存在的伴生物。不用说，古代帝国都建立在赤裸裸的军事征服和暴力镇压之上。即使是那些强调民主和法治价值的现代帝国，也必须以暴力作为其帝国统治的最终依托。帝国统治者的辉煌建立在对其他民族和人民残暴血腥的镇压和剥夺之上。对于宗主国的统治阶级来说，特别是对于帝国的专制独裁者来说，帝国强大的军事暴力是其荣誉和权力的象征。但是对于广大殖民地、附属国人民和其他被统治者来说，帝国的暴力和战争意味着奴役和牺牲。任何一个强大帝国的建立，无不充满着血淋淋的故事。

不消说像亚述、波斯、马其顿、蒙古这类纯粹建立在大规模杀戮之上的帝国体系，即使是后来像西班牙和英国这样所谓“文明的”海外殖民帝国的建立，也无不以牺牲被占领地人民为巨大代价。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帝国的军事暴力和战争征服已经彻底失去了其先进性和道义基础。过去用来展示帝国荣誉的战争机器，作为人类自相残杀的主要工具已为人类文明所不齿。帝国的统治者过去用来对本国人民炫耀的博物馆、大规模阅兵、凯旋门等，在绝大多数国家现在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供民众和游客参观浏览。不仅如此，一个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和军事占领，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共同缔结的《联合国宪章》所明文禁止。

其次，帝国成其为帝国的本质特征已失去道义基础。

帝国秩序建立在民族和国家的不平等之上，宗主国与殖民地或附属国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宗主国民族与殖民地民族处于本质上的不平等状态。不平等是帝国的内在性质，这种内在的不平等体现在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文化、教育、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而且这种不平等在帝国体系内是合法的、正当的，是帝国政治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依靠帝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得以保障。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的不平等是全方位的，不仅是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不平等，更是个人权利的不平等；不仅是经济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平等，更是政治权利的不平等。这种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在当代世界已经彻底失去了其合法性，不再具有道义基础，也从根本上违反了各国共同认可并签署的《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

再次，帝国产生的根本动因已不复存在。

世界政治史上，列强对外扩张征服的理由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根本的目的就是掠夺土地、人口、资源和财富。无论是古代帝国还是近代帝国，攫取其他国家的物质利益是帝国建立的根本动力。无论是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政策，还是日耳曼帝国的军国主义政策，根本目的无非是凭借军事力量对殖民地和被占领国进行野蛮的掠夺和残酷的剥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扩张的这一根本动因在人类历史上终于逐渐开始消失。一方面这得益于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畅通，使得强国已经不需要通过战争的血腥手段去获取别国的财富，而完全可以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国际贸易来增加国民财富；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使得文明国家内部形成了强大的反战和厌战舆论，对外的军事侵略战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得人心，从而大大增加了对外战争的成本。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如果从战争的成本-效益比来看，贸然发动对外战争往往也得不偿失。

费海汀：由于国家间交往工具的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一些国家完全可能垄断这些工具，并以此为要挟，迫使其他国家答允其不正当、不平等要求。是否存在某种“经济帝国”“文化帝国”“科技帝国”甚至“算法帝国”的可能性呢？另外，是否有可能有国家为了在国际交往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优势而主动选择成为帝国呢？

俞可平：是的，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着国家这种政治共同体，那么就必然会存在国家的民族利益与人类的普遍利益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无论在何种体制下，一般说来，国家的统治者总是会利用一切手段来增进和维护本国的利益。如果说在传统时代主要是运用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的手段，那么在现代社会则更多会运用经济和科技的手段。在现代国际秩序体系中，必定会有一些国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和科技等手段，去剥夺其他国家的利益，甚至称霸地区和世界。所以，我的结论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帝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帝国主义仍将长期存在。

通过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对其他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的控制，对强权国家而言可以带来许多现实的国家利益。当强权国家居于对其他国家的支配地位时，它就可以在被支配国建立军事基地，消除贸易壁垒，获得各种政治和经济的优先权益，从而实质性地增加强权国家的安全、经济、交通、贸易和文化等利益。在全球化时代，如果说强权国家发动帝国侵略战争的代价往往得不偿失的话，那么，奉行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则总是获利多、损失少。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些原因，即使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现实政策仍将长期存在。但你提及的“经济帝国”“文化帝国”“科技帝国”“算法帝国”等，则只是一些形象的称呼，并不是政治学意义的帝国概念。

费海汀：有学者曾指出，数百年的帝国历史结束后，许多旧帝国都进入了某种“后帝国时代”。它们需要反思自己的定位，调整与区域外大国和周边中小国家的关系。在您看来，这些历史上的帝国会以什么方式重塑自己在区域甚至世界范围内的角色？

俞可平：帝国体系在世界历史上延续了数千年，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惯性和难以割离的政治遗产。无论是帝国时代的宗主国，还是附属国或殖民地，都难以避免地带有某种帝国的传统痕迹。对于原先的那些宗主国来说，总有一些人怀抱着旧时的帝国梦想，企图重建传统的帝国秩序。对于原先的附属国或殖民地来说，则往往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心态：

一种是民族复仇心理，对原先的帝国统治者或殖民者依然充满着仇恨和敌视，念念不忘民族的复仇；

另一种是潜在的依附心理，对原先的宗主国或殖民者自觉地或潜意识地存在着某种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附属感，有人称之为“后殖民心态”。

所有这些都可归为你所说的“后帝国主义”现象。在所谓的“后帝国主义时代”，对于原先那些帝国统治者的后继者来说，重塑当今的世界秩序有两种典型的方式：

一种是帝国主义的或霸权主义的方式。帝国作为一种国家政权体制和全球秩序结构，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将不再具有现实的基础，但总有一些统治者和国家试图征服、占领和统治其他国家和民族，也总有一些专家学者会继续倡导和论证帝国体系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因此，我一再提醒说，虽然帝国的时代过去了，但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政策和战略还将长期存在。

在帝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今天，之所以还有不少强权国家继续推行帝国主义政策，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

第一，民族优越感。这些强权国家通常是历史上的帝国，帝国时代的辉煌已经成为这些强权国家的政治传统，深深地铭刻在政治精英和普遍民众的记忆中，从而带有一种内在的民族优越感，帝国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满足这种优越感。

第二，权力意志。权力欲本质上是一种占有欲，当强权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不幸是一名专制独裁者，而且又没有相应的制度对其权力进行有效地制约时，奉行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政策常常会成为一种自然选择。因为独裁者的占有欲是没有止境的，对他来说，除了自己的权力之外，包括人民生命财产在内的所有国民利益都是微不足道的。一些独裁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甚至不惜牺牲本国民众的生命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外发动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第三，实际利益。如前面所说，通过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对其他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控制，对强权国家而言可以带来许多现实的国家利益。

另一种是和平主义的和全球治理的方式。和平是人类永恒的价值，只有和平才能为人类的安全、繁荣和幸福生活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为了实现和平，人类做出过许多探索与努力，帝国体系也曾被许多人当作是人类实现和平的权力结构。

客观地说，一些伟大的帝国，如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等，确实给其统治的地区带来过长久的和平。但是，帝国的建立、拓展和维护，都离不开战争。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这是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间的全球秩序不可逆转地被主权国家间的全球秩序所取代。这一取代是历史性的进步。因为，帝国体系崩溃后，人类虽然没有消灭战争，但至今没有发生过世界规模的大战。全球化时代对民族国家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全球安全秩序的挑战。历史演进的逻辑和帝国统治的逻辑都告诉我们，返回帝国体系不可能是化解全球化时代人类安全挑战的正确途径。正确的途径应当是，顺应全球化进程的内在逻辑，积极探索建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基础上的全球秩序体系。

费海汀：您刚才说，“返回帝国体系不可能是化解全球化时代人类安全挑战的正确途径”。但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实际后果来看，全球化进程似乎有逆转的可能，您如何看待全球化进程面临的最新挑战？您认为人类社会在面对现实的全球化进程时，应该期待怎样的理想政治形态？

俞可平：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是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后遇到的最大危机，也是对当今全球秩序的最大挑战。面对如此重大的人类灾难，全人类，特别是各国政府，本来应当紧密团结合作，共同应对全人类的危机。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却在现实中看到了令人痛心的现象：一些国家之间缺乏必要的相互信任，不惜以兵戎相见，甚至出现了“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严重的核战争威胁；极端民族主义盛行，有些国家中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排外情绪；一些大国对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采取抵触态度，国家保护主义强劲抬头；许多人开始质疑全球化进程，反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势头强劲；一些人对以民主和分权为表征的人类政治进步进程开始持怀疑态度，国家主义再度回升。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不仅坚定地拒绝帝国的幻想，而且坚定地相信全球化进程的不可逆转。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已经、并且还将在相当程度上导致全球化进程的波折和逆转，但它终究无法阻挡人类全球化的进程，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化进程的本质。我们应当认识到，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全球化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应对得当便可能成为赢家，反之则可能成为输家。但从全人类的长远发展来看，全球化进程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普遍利益，因而是不可阻挡的人类文明进程。阻挡全球化进程，即使从一时看可能有利于短期利益，但长远看必定损害根本利益。全球化将各民族国家的命运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只有依靠全球治理，才能有效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全球性问题，确立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

我仍然认为，倡导一种民主的、公正的、透明的、平等的和共赢的全球治理，是解决全球紧迫问题、应对全球严峻挑战的关键所在。我们应当对全球治理怀抱一种理想，这种理想就是实现全球善治。

全球善治是全球所有行为主体的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全球善治是国际秩序的最佳状态，它既是各国政府间的最佳合作模式，也是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最佳合作模式。

正如善治是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一样，全球善治则是世界治理的一种理想状态，是国际社会的道义力量所在。全球善治为全人类的治理设定了一个长远目标，可以使世界治理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以及全人类所经受的气候灾难等再一次证明，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休戚相关，更需要国际社会的紧密合作，更需要人类之间的相互信任。信任和合作是全球善治的基石。全球性的自然灾难和人道灾难一旦发生，孤立的国家利益便往往无从谈起。因此，追求全球善治，不仅是追求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追求民族国家的公共利益。

费海汀为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原标题为“退回帝国体系，还是走向全球善治——俞可平教授谈帝国研究与全球秩序”。来源：“北大政治学”微信公众号，原载《俄罗斯研究》2023年第1期